医学理论的形成

　　战国至秦汉时期，由于医学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日益丰富，一些重要的医学典籍相继问世。其中《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则表明了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总结秦汉以前医学成就，并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的经典著作。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历代医家、学者的意见分歧很大，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已持续数百年，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结论。《黄帝内经》的书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刘歆的《七略》中，但该书已失传。现存文献的最早记载，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其中虽然记有《黄帝内经》十八卷，但并没有提到该书的成书年代及作者。通过对书名、书中天文记时、名词术语的研究，现在多数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内经》并非出于一时一人的手笔，其中既有战国时期的篇章，也有秦汉时代的作品，还有后世隋唐和宋代医家整理校注所补充的内容。由此可以认为，《黄帝内经》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后又经过秦汉医家的整理、补充、修改，逐步充实丰富其内容而形成的。 现在流传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的书名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素问》流传到唐代时已残缺不全。唐朝太仆王冰对其进行收集整理，增补了第七卷中的“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到了宋代，医官高保衡、林亿等对王冰补注整理的《素问》加以校正后刊行，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此版本流传至今。《灵枢》之名最早见于王冰所作的《黄帝内经素问注》序中，在此之前，《灵枢》被称为《九卷》、《针经》，隋唐时期，还有《九灵》、《九墟》等名称。《灵枢》在较长时期内曾失传，直到北宋元祐年间，从高丽传回《黄帝针经》一部之后，中国才重新有了一部内容较完整的《针经》。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史崧把“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加以校正出版，称为《灵枢》，从而成为现存最早版本的《灵枢》。

　　《黄帝内经》的基本观点

　　整体观念

　　《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依照《内经》的观点，人体结构的各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脏、腑、皮、肉、筋、骨、脉等形体组织，以及口、鼻、舌、目、前后阴等五官九窍，通过经络都可以互相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生理情况下，人体各脏腑、组织和器官是互相联系的，共同完成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而在机体发生病变的时候，则各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又会互相影响。因此，中医在诊断疾病时，能够通过五官、形体、色脉等外在表现来了解体内的脏腑病变。 《内经》还体现了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指出机体对情志的决定作用。“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另一方面，情志对机体也有调节作用。“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因此，《内经》十分注重通过调节情志来消除病理变化，恢复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同样，《内经》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由此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应”的著名论断。并在《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总结了机体活动与外环境统一的关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明在正常情况下，人体有天暑出汗、少尿；天寒少汗、多尿的生理表现，而当机体活动不能与外界变化相适应时，就会产生疾病。同时认为四季气候不同，疾病发生和流行的情况也各异，并对四季多发病、常见病作了具体描述。 《内经》还对不同区域人们的生活习惯、体质状况、疾病流行情况以及对寿命的影响作了详细的论述。因为医家除研究医道之外，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样才能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阴阳平衡

　　《内经》中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阴阳对统一。书中明确指出人体的本身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就是人体阴阳对立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取得平衡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两方面始终处在平衡状态，这就是《素问·生气通天论》所指出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并且，《内经》特别强调“动中求平”和“动中求秘”，说明阴阳平衡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和动态的。一旦这种阴阳的动态平衡被破坏，出现阴阳的偏胜偏衰，人体就会出现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到阴阳关系的破裂，出现“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情况，病情就会恶化，甚至出现死亡。因此，《内经》将人体阴阳平衡的失调，看成是疾病发生的最基本原因，而治疗疾病的最基本法则就是调整阴阳。 邪正斗争

　　《内经》认为，疾病的过程是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的过程。其中，邪气虽然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但也与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有着密切关系。不论什么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尽管有着千变万化的临床表现，但总可以归结为邪正斗争的形式。《内经》对邪正斗争的结果作了两种总结，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强调邪正斗争的胜负，对疾病的发生和转归有着决定的作用。

　　强调预防

　　《内经》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认为凡是医术高明的医生都应该做到防病于未然，即所谓“上工治未病”。《内经》的许多篇章中都阐述了防病、养生的重要性和具体方法。如：“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又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等。这种“治未病”的预防思想，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学的实践。 《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

　　阴阳五行学说

　　《内经》将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医学领域，使之成为中医学分析人体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和重要理论基础。 阴阳学说是用来说明事物间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内经》将其推而广之，将男女、寒热、燥湿、高低、内外、脏腑、气血、动静、功能与物质、兴奋与抑制等，都分为阴阳。明确指出人体的本身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就是人体阴阳对立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取得平衡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两方面是相对平衡的。一旦人体的阴阳关系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被破坏，人体就会发生疾病。疾病的病理变化有“阴盛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等阴阳偏盛的情况，也有“阳虚则内寒，阴虚则内热”的阴阳偏衰的表现。治病就是调整阴阳，使人体恢复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五行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内经》运用五行学说，将自然界中千变万化的事物和现象，包括人体的各种脏腑组织器官、生理、病理变化及精神状态，全都采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按照它们各自不同的性质、作用来推演和归类事物的五行属性，说明和解释事物的发展及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如五行与五脏、五腑、五体、五窍、五华、五志、五声等人体组织器官和生理功能相配，五行与自然界中的方向、气候变化及某些生物的特性等相配等。五行学说对事物属性的归类也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以五行的相生相克，来探索和阐述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同时还以五行的相乘相侮，来讨论事物在失调和不平衡状态下的相互影响，分析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并以此指导临床实践。 《内经》把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虽然二者各有特点，但却是彼此印证，互为互用的。

　　藏象经络学说

　　藏象经络学说主要研究的是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脏脏经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学说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中，藏象学说更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 藏象学说的形成，是建立在古人的解剖学知识和治疗疾病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灵枢·经水》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皆有大数。”这是“解剖”一词最早见于文献的记载，从而也表明，当时人们确实是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内脏结构的。在此基础上，《内经》按照脏腑的生理功能特点，分为脏、腑、奇恒之腑三类，认为这是维持人体生命的重要器官。并分别就各脏腑的生理功能作了详细的描述。如心主血脉和神明，肺主气司呼吸、通调水道，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肝主疏汇和藏血，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胃主受纳腐熟水谷，小肠主受盛和化物等。尤其是关于心与血脉关系的论述，如“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等，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心脏是主宰血液运行的中心，血流运行“如环无端”地周行不止。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对循环系统最早的正确认识。 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筋肉、皮肤，沟通人体上下内外的通道。《内经》非常强调经络学说的作用和地位，认为从医者必须通晓经络。经络主要包括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另外还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十五别络、孙络、浮络等。《内经》对十二经脉和循行走向、络属脏腑及其所主疾病，都作了明确的记载。由于经脉不仅在生理上是运行气、沟通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毛筋骨的通道，同时在病理上也是传导病邪的途径。因此，经络在诊断和治疗疾病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经络学说在治疗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尤其是在针灸、按摩和药物治疗方面，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比如，根据经络的循行路线，《内经》以调整经络气血为目的，提出一系列针灸治疗的配穴规律：“远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等。《内经》的经络学说，不仅直接指导着临床实践，而且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病因病机学说

　　《内经》在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和形神统一观念的基础上，把外在自然气候的反常变化和内在情志的刺激作为两个重要的致病原因。并将这些致病原因分为阴阳两大类。正如《素问·调经论》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起居，阴阳喜怒。”同时认为，由于脏腑各有其特点，不同的情志变化对脏腑有着不同的影响。如太过欣喜，会使心气涣散；大怒则会伤肝；悲忧太过能伤肺；思虑过度容易伤脾；过度恐惧则会使肾气不固，精气下陷。并且强调，在疾病过程中，情志是改变疾病传变规律或促使病情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病机是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内经》认为，各种病因作用于人体后是否发病，主要取决于人体正气的强弱和外界致病因素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要看邪正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果人体正气旺盛，邪气就不易侵入，或侵入人体但不能使人致病；而当人体正气相对虚弱，不足以抵抗邪气时，邪气就会乘虚而入，使人发病。《内经》具体论述了影响正气强弱的各种因素，如体质，年龄、地理环境和精神状态等。同时还指出，尽管疾病种类繁多，临床表现和病变机理错综复杂，但总离不开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经络脏腑功能紊乱等一般规律。其中，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是其中的基本纲领。此外，书中还就疾病传变的途径、规律以及疾病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病理变化进行了讨论。 诊法治则学说

　　《内经》的诊法，主要包括望、闻、问、切四诊，这也是后世中医诊断学的基础。

　　对于望诊，《内经》尤其强调对神、色、形和舌象的观察。《灵枢·大惑论》指出：“失神者死，得神者生”，表明神的盛衰是判断机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色泽的诊察，则是以面色为主，这也是辨别五脏气血盛衰，判断预后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内经》还描述了14种舌体的异常变化及其与疾病的关系。

　　闻诊包括闻声音和嗅气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首次提出五声、五音应五脏的理论。根据各脏腑的不同特点，《内经》分析了病变脏腑的声音变化，讨论了产生异常气味与病变性质的关系。

　　《内经》十分重视问诊，认为“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素问·征四失论》）要求治疗前“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素问·三部九候论》），注意病史采集和掌握现有病证的临证表现，同时还应当了解病人的饮食、居住环境、情志状况、社会地位变化等情况。 《内经》将切诊分为切脉和切肤两部分。气血通过血脉而环流于周身，因此从脉象的变化中可以判断疾病的部位、性质、邪正盛衰及预后等情况。切脉分为三部九候法和人迎寸口诊脉法、诊胃气等方法。《内经》主要对三部九候法作了详尽的论述，提出了四十多种脉象。此外，《内经》还讨论了脉象与五脏、脉象与季节的关系等内容。

　　《内经》中的四诊，既各是一种独立的诊断方法，又是在临床应用时相互配合的，这种被称之为“四诊合参”的方法，至今在临床诊断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内经》中还有关于治则的丰富记载。涉及的主要治则有：因时因地因人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法的三因制宜原则；治病求本、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标本论治原则；扶助正气、祛除邪气的扶正祛邪原则；恢复阴阳平衡以达阴平阳秘的调整阴阳原则；等等。这些治则充分体现了中医学在辨证立法和治疗上的灵活性，迄今在临床上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运六气学说

　　五运六所学说简称运气学说，它是研究自然界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自然界气候的对人体生理、病理影响的变化规律的学说。运气学说以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以及人与生物对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相应反应为基础，把自然变化的现象和生物的生命现象统一起来，把气候变化和人体发病规律统一起来，并从宇宙间的节律来探讨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与疾病发生的关系，希望以此为根据，指导人们趋利避害，防病治病。这充分反映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五运六气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等为理论基础，运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配合的甲子作为演绎工具，从而推测气候变化的规律和疾病流行的情况。《内经》的运气学说认为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有周期性的规律，人体的病理变化也相应地具有明显的规律，在运气太过或不及的年份这种变化就更为明显。由于气候变化非常复杂，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所以运气学说的内容除了医学外，还涉及到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历法以及生物学等各方面知识。运气学说这一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学说，至今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并日益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

　　《黄帝内经》的价值和影响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它的问世，标志着祖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了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

　　《黄帝内经》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针灸方药、养生预防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同时，所讲述的内容还包括对习医、行医的医德要求、心理学、时间医学、地理医学、气象医学等。这些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大。它不仅深受历代医学的重视，而且至今仍为从事中医工作者必读的经典著作。历史上一些著名医家的有影响的学术主张，都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内经》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历史上朝鲜、日本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作为医学教科书。《内经》的部分内容曾相继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我国医学的发展史，充分显示了《内经》的价值及生命力，不仅中医学的任何一种学术理论或流派的崛起都可以从《内经》找到其渊源，而且当代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某些新思想、新观念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从其博大精深的论述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和新的发现。此外，《黄帝内经》中至今仍有许多未被完全开发出的内容等待着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三卷（也有五卷本）。全书以阐明《内经》的要旨为主，以问答的形式编篡而成。是《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重要中医典籍。 成书年代及作者

　　关于《难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一直有各种不同看法。根据文献记载，最早提到《难经》的书名的是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序》，其中谈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但没有说明这些书的作者。《隋书·经籍志》中虽已正式著录了《难经》，但也没有注明作者和成书时间。直至唐代杨玄操的《难经集注》和《旧唐书·经籍志》，才提出《难经》的作者是战国的秦越人（扁鹊）。但是多数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史记·仓公列传》和《汉书·艺文志》中都未曾记载《难经》，因此该书不可能是由秦越人所作。根据后人的考证，《难经》应成书于《内经》之后，约在西汉至东汉时期，东汉末年该书已经流传于世。至于其作者，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主要内容

　　《难经》在《内经》的基础上，提出了八十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内容涉及到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各个方面。

　　由于历代专家学者的更改校注，现在流传的《难经》版本早已不是原书的本来面貌。根据元代吴澄的分篇方法，《难经》八十一难被分为六篇：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难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 脉学在《难经》占有相当的比重。《难经》对《内经》所提出的“寸口诊法”进行了发展，确立了“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指出了气口部位寸、关、尺三部的阴阳属性，每部的浮、中、沉三候，以及与脏腑经络的配合关系；论述了切脉独取寸口以诊断疾病的原理，是由于寸口为“脉之大会”，是十二经脉经气汇聚之处而决定的。此外，还具体讨论了正常和异常的脉象及其临床意义。《难经》的独取寸口法改变了《内经》的全身遍诊法，为后世普遍推行的寸口诊脉法奠定了基础。

　　在论述脏腑生理功能的同时，《难经》首次把右肾称为命门，明确了命门与肾的关系，强调了命门在人体生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命门为“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从而开创了后世命门学说之先河。《难经》对三焦的概念和功能也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并记载了五脏六腑的形态，描述了一些脏腑器官的周长、直径、长度、宽度及重量、容积等，补充了《内经》的解剖学知识。 《难经》还全面叙述了奇经八脉的含义、内容、循行部位、起止、与十二经脉的关系，以及发病证候等，补充了《内经》中所缺乏的这部分内容，使经络学说更为完善。此外，《难经》还郑重讨论了针刺补泻法的运用。其中有迎随补泻法、刺井泻荥法、补母泻子法、泻火补水法，以及补泻的手法和步骤，误用补泻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等。从而对针灸疗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由于《难经》文字不易理解，所以历代医家对该书作了各种注本。最早的注本为三国时期吴太医令吕广为之注本，以后唐代杨玄操、宋代丁德用、庞安时、金代纪天锡、元代袁坤载、滑寿、明代马莳、清代徐灵胎、黄元御等，都对《难经》作过不同的注释阐发本。

　　《伤寒杂病论》

　　东汉名医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史上久负盛名的一部医学著作。它在《内经》理论的指导下，总结了东汉以前众多医家和作者的临床经验，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成为我国临证医学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 沿革与流传

　　《伤寒杂病论》约成书于东汉末年的建安年间（公元200-210年），共十六卷，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由于当时兵荒马乱，原著已散佚不全。但其中的伤寒部分，经西晋医家王叔和搜集整理，编成了《伤寒论》一书。以后，经过东晋、南北朝的分裂对立，这部书时隐时现。到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一书中，仅有少数《伤寒论》条文被征引，直到孙思邈晚年撰写《千金翼方》时，才将《伤寒论》的大部分内容收载于卷九、卷十之中。公元1064年，宋代校正医书书林亿、高保衡等人对此书进行了考证校勘，将《伤寒论》分为十卷、三百九十七条后正式出版刊印，从此，这部重要的中医学经典著作才得以流传至今。现在通行的《伤寒论》有两种版本，即宋版本和成注本。宋版本国内已无原刻本，只有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开美的复刻本。成注本是金代医家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著作。由于成无己距宋代校正医书局出版《伤寒论》的年代比较接近，所以从成注本中可以反映出宋版《伤寒论》的原貌。

　　《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曾一度失传，其中的内容在后世出版的方书中得到转载。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对此有相当的记载。北宋翰学士王洙在翰林院所存的残旧书籍中，得到一部《金匮玉函要略方》，这实际上就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该书共三卷，上卷论伤寒病，中卷论杂病，下卷记载方剂及有关妇科的理论。以后宋代林亿等人在校订此书时，因《伤寒论》已有传本，就把上卷删去只保留中、下卷部分。为了便于临床应用，又把下卷的方剂分另列在各种病证之下，重新编为上、中、下三卷。此外，还采集各家方书中转载张仲景治疗的医方及后世一医家的良方，分类附在每篇之后，命名为《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流传至今。因此，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从《伤寒杂病论》中分割而成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由晋代医家王叔和整理编篡而成的，但以后书名、卷数、分合又有所改变。直至宋代校正医书局时，才有《伤寒论》十卷和《金匮要略》三卷。

　　内容与成就

　　《伤寒杂病论》一书，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辨证论治原则，使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与临床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确立辨证论治原则

　　《伤寒杂病论》中首次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主要表现在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两个方面。

　　1. 六经辨证

　　“伤寒”在古代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一切外感疾病及各种疫病。《内经》将外感发热疾病的原因归之于“伤寒”，并叙述了外感疾病从巨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传变的形式。张仲景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整个外感病的发展变化过程，根据病邪侵入经络、脏腑的盛衰程度，患者正气强弱以及有无宿疾等情况，寻找发病的规律，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概括起来，就是以六经论伤寒，即把外感发热病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所呈现的各种综合症状，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即：病邪客于肌表，表现为以“营卫不和”为特征的证候，即为“太阳病”；若邪正相搏于表里之间，即为“少阳病”；若邪由表入里，表现为阳热炽盛者，则属“阳明病”。三阳病的特点是邪盛正不衰，故以表、热、里证为主，病程比较短。而三阴病则多为脏腑本已虚损，或邪热猖厥，从表入于里，或由于三阳病治疗不得法，损及正气而致，因此多见虚寒里证，病程相对也较长。张仲景还指出，由于患者的具体情况各异，外感病不一定是按照六经逐经传变，其中有传与不传，有循经传或越经传，还有直中某经，有一经病，也有二经、三经的合病与并病，还有因诊治不当所引起的变证、坏证等等。所谓六经辨证，就是把一切外感热病的症状分为六大类。在证候变化方面，张仲景提出了虚实、寒热，这些又以阴阳为总纲。在诊断伤寒病时，先别阴阳，然后分表里、虚实、寒热。这样，通过对六经证候的归纳，可以分清诸证的主次，认识证候的属性及变化，以此作为施治的论据。

　　2. 脏腑辨证

　　《金匮要略》全书共有25篇，主要是以脏腑辨证论述内科杂病及妇科的部分病证。其辨证论治精神与《伤寒论》一致，只是不以六经分证，而是以病证分篇。依据病机相同，证候相似或病位相近的大体情况，几个病合为一篇，如百合、狐惑、阴阳毒三者病机接近，因而合为一篇；痉、湿、暍三病在初起时，多有恶寒、发热的表热证，所以合为一篇。有些不便归类的若干病证也被合并成篇。书中对各种病证的辨证分类精细而切要，对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的论述均非常精辟，充分体现了其“辨病脉证并治”的精神。

　　《伤寒杂病论》对脉法的论述也很精辟，在全部398条原文中，有145条论及脉，涉及到的脉型有18种，相兼脉51种，其中大多借脉象来说明病因病机，同时脉象还被作为鉴别诊断的依据。书中还有舌诊的内容，开后世舌诊之先河。“舌胎”一词，首见于该书。

　　在病因分析方面，书中提到了“三因致病说”，认为病因分为三类：“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

　　《伤寒杂病论》还强调了预防疾病和防止疾病传变发展，如提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这是在辨证论治的具体过程中深刻体现并发挥了《内经》的“治未病”思想。

　　《金匮要略》中有关于急救技术的内容，书中记述的对自缢者抢救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中国最早的人工呼吸法，其操作和要领与现代临床应用的人工呼吸法是基本一致的。

　　对方剂学的贡献

　　确立了方剂的立法组方的原则

　　《伤寒杂病论》中共记载了方剂375首，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际上为112首，因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实际收方269首，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立方严谨，用药精确恰当，化裁灵活，体现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如麻黄汤是治疗伤寒表实证的代表方剂，用药仅四味，却君药、臣药、佐药、使药齐全，组方严谨，用药十分恰当。根据病情和兼证的不同，方剂可以化裁加减。如麻黄汤即可派生出麻黄加术汤、麻杏苡仁汤、大青龙汤等方剂。

　　《伤寒杂病论》十分重视药物剂量的变化，有些方剂尽管药味组成相同，但由于主药剂量各异，其治疗作用就不相同，桂枝汤和桂枝加桂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也有些方剂，虽然药味组成相同，但因药物剂量不同，导致方剂的君臣佐使的组合发生变化，出现不同的治疗效果，如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厚朴三物汤三方的组成便是一例。因此后人称赞《伤寒杂病论》“药味增减，分两轻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伤寒杂病论》中还非常注重药物经过配伍所发生的协同作用。如全书共有百余首方剂使用了桂枝，桂枝与不同的药物配伍，发挥的效用也不尽相同。

　　书中创立的方剂，绝大多数都行之有效地流传至今，被尊为“经方”。目前不少经方仍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如白虎汤、麻杏石甘汤、茵陈蒿汤、瓜蒌薤白白酒汤、炙甘草汤、承气汤、白头翁汤、桂枝汤等。因此，张仲景被誉为“医方之祖”。

　　强调药物的炮制和剂型

　　《伤寒杂病论》对药物的炮制方法非常重视，认为通过炮制可以改变药性，达到增强药物作用或减轻药物副作用的目的。书中记载了多种炮制方法。如附子、乌头生用毒性大，所以一般都需要炮制；干姜炮用有辛通而兼苦降的功效，等等。

　　书中所用剂型之多，远远超过了以往医籍和简帛的记载。其剂型选择原则是因病制剂。汤剂具有吸收快，药力大，奏效显著，能随证加减药味和药量，适合于复杂的临床变化的特点，因此其应用最为广泛；丸剂药性舒缓，适用于病程较长而又难以速效的情况；散剂发挥效力比汤剂迅速，且无须煎熬，服用方便，为抢救危重病人的首选剂型。此外，书中还记载了洗剂、滴耳剂等多种外用剂型，对某些剂型的加工方法还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注重药物的煎服方法

　　《伤寒杂病论》十分讲究药物的煎服方法，对煎药的火候、时间、先煎、后入、绵裹、泡汁、烊、冲等具体内容均有详细说明。另外，书中还根据患者体质、病变部位、病情轻重、病程长短，以及脏气盛衰、阴阳消长等具体情况，提出了平旦服、空心服、先食饮服、顿服、分温再服、日三服、日三夜一服等不同的服药法。经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些煎服方法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是治疗效果的重要保证。

　　3. 对后世的影响

　　从整部《伤寒杂病论》来看，实际上已概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以及汗、吐、下、和、清、温、补、消（利）等八种治疗方法。该书正式确立了辨证论治法则，为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伤寒杂病论》被后人视为中医经典著作。1700多年以来，书中的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始终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书中提出的六经分证、病证结合的辨证方法，被后代医家推崇备至。不仅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至今仍在临床上发挥着作用。历代许多有成就的医学家，诸如晋代的王叔和，唐代的孙思邈，宋代的韩祗和、庞安时、朱肱、许叔微，金代的成无己，以及明清时代的许多医家，无一不重视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并把它视为习医者的必读之书。自宋代以来，官办医学校还把该书作为教材，同时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也更为盛行，出现了大批注解、阐发《伤寒论》的著作，明清时代甚至形成了学术上的“伤寒学派”。自唐宋以来，《伤寒杂病论》的影响还远及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直到今天，日本还有许多医家成立了专门研究《伤寒论》的团体，他们不仅采用《伤寒杂病论》原方治病，而且还把其中一些方剂制成成药，广泛应用于临床。 药物学理论的形成

　　发展概况

　　战国以来，人们的药物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见于文献记载的药物显著增多，西汉初期曾流行过药物专著。《史记·仓公传》曾提及古代的医药书籍《药论》，可惜该书现已失传。晋代《中经薄》记载有《子仪本草》一书，子仪是战国时名医扁鹊的弟子；《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清代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拾补方技略》中记载，当时有经方五家：《神家本草经》三卷，《桐君采药录》二卷，《雷公药对》二卷，《子仪本草经》一卷及《仓公对诏》。可见到汉代时已先后有多种药物学专书出现。但这些书后来大都散佚了。 “本草”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楼护传》。楼护是汉成帝时期（公元前32至公元前7年）的人，据《楼护传》记载，“护少随父为医长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汉成帝建初二年（公元前31年）即有了“本草待诏”这一掌管医药的官职。另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曾征如天文、历算、方术、本草等教授者来京师。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征集人力整理、研究和传授本草了。

　　从古籍所收载的药物来看，这一时期药物品种已大大增多了。《内经》载方12首，用药有泽泻、半夏、连翘等；《五十二病方》载药247种；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黄芩、花椒、水银、茅根等实物。河北满城汉墓还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制药工具棗医工盆、注药器、滤药器和熬药工具等。

　　由于秦汉以来交通日益发达，特别是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以后，使西域的红花、葡萄、胡桃、大蒜、苜蓿等药材不断输入内地，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等，已逐渐被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口到中国。从而使得药物品种不断增多，人们的药物知识不断丰富。

　　同时，临证医学的迅速发展，也相应地要求药物学同步发展。《神农本草经》一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或《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对战国至东汉时期的用药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临证医学的进步。

　　成书年代与流传

　　关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汉书·艺文志》中没有收录该书，从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和《隋书·经籍志》中才开始有关于此书的记载，但都没有提及作者及写作年代。有人根据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记载的药物大部分是《本草经》所收录的，而《本草经》所载药物产地多为后汉时的郡、县地名，加上书中有些记述有明显的道教思想痕迹，从而断定该书成书于东汉。也有人认为西汉年间已有本草之类的书籍，而书中所记载的采药时间以建寅为岁首，又收有葡萄、胡麻等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大宛而带回国的药物，因此该书不会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现在一般认为，《神农本草经》与《内经》一样，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笔，而应当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通过对药物学资料的不断收集整理，直到东汉才最后编撰成书。

　　《神农本草经》成书以后，除见载于梁代的《七录》、《隋书·经籍志》外，《旧唐书·经籍志》也载有该书。梁代陶弘景将该书基本上全部收入其著作《本草经集注》。到了唐初，该书的单行本已失传。唐宋以后的本草学著作，如《新修本草》、《证类本草》及明代的《本草纲目》等，都是转引前代本草书中所载的《神农本草经》的内容。现今流传的《神农本草经》版本，是明清以后的学者根据唐、宋、明等历代本草著作进行整复辑佚，重新出版刊行的，因而被称为《神农本草经》辑复本。

　　主要内容

　　《神农本草经》共三卷（亦有作四卷），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这些药物大都疗效确实，被人们沿用至今。书中涉及的病证约有170多种，包括内、外、妇、眼、耳、喉、齿等各科疾病。

　　根据药物性能功效的不同，《神农本草经》创立了药物的三品分类法，即把全部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120种，一般无毒或毒性较小，“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多属补养类药物；中品120种，有的有毒，有的无毒，“为臣，主养性以应天，无毒有毒，斟酌其宜”，多为补养而兼有攻治疾病作用的药物；下品125种，大多有毒，“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等攻治疾病的药物。这是中国药物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药物分类法。

　　《神农本草经》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在《内经》“君、臣、佐、使”主次配伍原则的基础上，对组方用药理论进一步作了阐述，指出：“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说明处方用药时应注意药性，分别多寡、主次。对于药物配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结果，《神农本草经》提出“七情合和”的学说：“药有阴阳配伍，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如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从而十分清楚地指出，虽然药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只要配合得当，便可奏效。如有的药物相配能起到协同作用而增强药效；有的药物相配则能减轻或抑制对方的毒性反应。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并非所有的药物都可以配合应用。如有的药物合用后，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这种情况就属于配伍禁忌。这些药物的配伍原则，至今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同时书中还注意到了药用部位与药物作用的密切关系。事实上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各个部位所含的有效成分并不相同，因此各自的药效也就各不相同。

　　《神农本草经》还记述了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加工制作方法，以及鉴别药物的真伪、陈新、质量优劣的方法。此外，书中还就不同的药物性能，提出了制剂的法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剂型。“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书中对服药剂量、服药方法、服药时间也很重视，指出：“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夜。”说明服药时间与疗效有着一定的关系。

　　《神农本草经》的出现，不但为中国古代的药物学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以后的一些药物学著作，都是以该书为基础的。直到今天，《神农本草经》仍然是学习中医药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养生学的发展

　　从战国到东汉，许多哲学家和医学家对养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见解，其中主要有“静以养生”和“动以养生”两种观点。老子、庄子的养生理论的核心是“静”，庄子还提出了以静为主的气功；而子华子、吕不韦、华佗等人则主张“动以养生”，提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华佗在继承古代气功导引的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引外，孔子谈到动静结合的观点，老子、庄子、管子、荀子等提出养生要“顺乎自然“；管子还主张存精以养生，注意饮食卫生及精神调摄；东汉王充的《论衡》中也有养生专论，并提出寿命与遗传有关的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