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医学与温病论治
sheng 于 2005-1-4 16:31:05 发表在：求医问药
中国哲学、中医学与温病论治
──兼论“非典”之误
鞠 曦
自“西学东渐”、并于上世纪初相继开始“全盘西化”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退出了现代文化的主流地位，中国当代文化和国人的思维方式、观念形态，已经被西方文化、哲学和科学所异化。中国当代的医学理论与实践，是以唯科学主义为主流的理论和操作模式，西方的医学模式已经贯穿国人的生存方式之中。毫无疑问，西方医学对国人的健康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当前“非典型肺炎”横行神州大地，西方医学模式不能奏效、甚致束手无策的问题面前，应当反思这场病灾的本质性，深入理解中医学对这一疾病的理论认识，利用中医学有效的医疗方法，战胜这场病灾。反思表明，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及医学模式并不是绝对真理，其自身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与实践困难，不但正确认识并进行有效的医学控制“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个难能确定的问题，而且以中医学的理论模式进行推定，“非典”是个错误的概念。所谓“非典”，其病证表明，该病属于中医学的“温病”范畴。以中医学的理论进行推定，因“温病”而形成瘟疫是目前这场病灾的本质，所以，只有以“温病”和瘟疫的病理病机进行辨证施治，才能进行有效的治疗。在这场病灾面前，中国哲学和中医学关于天人关系、主体存在方式的思想理论，应当引起国人清醒的认识，应反思中国哲学、科学和西方哲学、科学的差异性，全面、正确认识中国哲学和科学的优越性。失落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应当受到深刻的批判反思。历史推动了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性，并将表明，中华民族只有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才能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只有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才能对人类进步作出卓越的贡献。
一、“非典”的概念问题
根据《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试行）》[1]，“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定义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为一种目前病因尚不明确、传染性强的呼吸系统疾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症状与体征”为：“起病急，以发热为首发症状，体温一般 > 38°C，偶有畏寒；可伴有头痛、关节酸痛、饥肉酸痛、乏力、腹泻；常无呼吸道其他症状；可有咳嗽，多为干咳、少痰，偶有血丝痰；可有胸闷，严重者出现呼吸加速、气促，或明显呼吸窘迫。肺部体征不明显，部分病人可闻少许湿罗音，或有肺实变体征[2]。显然， “非典”的定义是西方哲学和医学思维方式的产物。
在西方哲学二元论和还原论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寻找“非典”的病因，必然把“病原体”作为逻辑起点，认为存在着某种自在性的“病毒”，导致了“非典”病症。所以，某种“病原体”的发现并以有效的药物杀死病毒，才是治疗“非典”的科学办法。这种思维方式，以西方医学模式论之，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能否最终正确的认定“病原体”，并以有效的药物控制或消灭“病原体”，不但是一个费时而且是一个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医学问题。因为即使正确找到“病原体”，能否研制出有效的抗生素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因为“病原体”不断的与抗生素发生相互作用而产生新的变种，使抗生素的研制跟不上“病原体”变种的速度，所以，这种治疗方法永远是被动的，人类将为这种医学模式承受更大的牺牲。当疾病不能控制而成为瘟疫时，人类将以生命为代价，后果是残痛的。因此，正确的医疗模式应是主动的，一方面采用正确的办法增强主体的耐疫力，另一方面则是进行有效的预防；而有效的治愈手段则是次要的。当然，瘟疫已经流行时，能否以有效的方法进行治疗，则是检验医学模式是否正确的要素之一。历史表明，在中国哲学──主要是《周易》哲学，所谓“医易相通”──的指导下，中医学建构的理论模式，曾多次成功的预防和治疗过各种（包括所谓“非典”）类型的瘟疫。余以为，只要正确认识西方医学科学的不完备性，理解西方哲学和科学存在的困难，步出西化的误区，批判唯科学主义，增强对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信念，排除人为的误解和干扰，在医治目前的着场瘟疫中，中医学就一定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节省本文的篇幅，下面关于西方哲学和科学问题的反思，将引用西方权威学者的观点进行论证，因为这些西方学者与中国的唯科学主义者相比，理论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可谓天壤之别。
在西方科学模式中，“由亚里士多德形式化思维方式所决定，主体和客体二元分离的思想方法随着对形而下存在的形式化分割在现代科学中出现了诸如‘测不准原理’的认识论困难，使之主体对存在的形而下认识出现了一种不可克服的限定”[3]。自从发现“测不准原理”之后，在生物学的理论和实践中， 相应出现了一系列危机，因为生物学必须受制于“测不准原理”。物理学家波尔认为：“在研究生物现象时，就象我们对待物理状态一样，必须容忍某种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允许生物体在某些细节上保有一定的自由，而这一点足以使生物体对我们隐藏起其最终的奥秘。照这种观点看，生命的存在应被当作生物学的出发点，类似于作用量子（这在经典机械物理学看来是极为荒缪的）作为基本粒子的存在方式，构成了量子力学的基础一样”[4]。 如果“非典”的“病原体”“在某些细节上保有一定的自由，而这一点足以使生物体对我们隐藏起其最终的奥秘”，如果“非典”有“某种不确定性”，那么，按照西方医学及生物学的方法，人们将是徒劳的，将不能有效的控制疫病的流行。在疫病流行时，如果坚持西方的医学模式，大多数患者必然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付出宝贵的生命。然而，我们看到，历史正行进在这个历程之中。
美国当代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指出，“科学中的大部分信息是通过还原法得来的，这就是探求细节，然后探求细节的细节，直到一个结构的所有最小的小块儿，或者一个机制的最小的部分，都明摆在面前，以供计数和细察。只有办到了这事，那研究工作才能扩展，包括要探讨整个体系或全部体系。我们是这么说的。可有时候，这么干是要蒙受一些损失的。今天，公众对于科学的许多忧虑就在于，我们可能会永无休止地，着了魔地执着于部分，从而把全体永久地忽略了”[5]。 由此可见，按照西方的科学方法，“探求细节”不但“把全体永久地忽略了”，而且因“测不准原理”的制约，在“探求细节”上出现“不确定性”。这就是说，不但整体性给忽略了，而且细节性也搞不清楚。西方的科学危机，由此略见一斑。
刘易斯·托马斯对科学作出的下述评断值得我们反思“非典”问题，他说：“我感觉完全有把握的唯一一条硬棒棒的科学真理是：关于自然，我们是极其无知的。真的，我把这一条视为一百年来生物学的主要发现。它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条发人深省的消息。假如听说，我们所知的是多么少，前头的路是多么令人迷惘，连18世纪启蒙运动中那些最辉煌的头脑也会大吃一惊的。正是这种突然面对无知的深度和广度的情形，才代表着20世纪科学对人类心智的最重要的贡献。我们终于要大胆面对这一事实了。早些时候，我们要么假装已经懂得了事情是怎样运作的，要么就无视那一问题，或者干脆编造一些故事来添补空白。现在，既已开始诚垦地探索，一本正经的搞科研，我们终于得以窥见那些问题有多大，离得到答案有多远。正因为如此，对人类心智来说，现在正是时世维艰。难怪我们心情沮丧。无知不算很怀的事，假如你对这一事实完全无知。难就难在，多少清楚地知道了无知这一现实，知道了有些场所最糟，偶尔还有些场所不那么糟，可是，在任何隧道的尽头都没有真正的曙光，甚致连真正可以信赖的隧道还没有。真的是艰难时世呵”[6]。
可见，西方现代生物学家对西方文化和科学的批评，应当引起我们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思。“论理，现在应该是人类心智的黄金时代。可事情不是这样。各种各样的事情似乎都证明是错了的；一个世纪似乎都从我们指头上滑了过去，差不多什么诺言都没有兑现。我不想就此猜测我们文化悲哀的所有原因，甚至不想猜测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原因。但我可以想见我们的一个错处，这错处还在蚕食侵蚀着我们：我们关于自己知之甚少。关于我们如何运作，占什么位置，最要紧的是关于我们扎根于其中作为工作部件的这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生命系统，我们是无知的。我们并不了解自然，一点都不了解。我们是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刚好足以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完全的无知并不是怎么坏的事；最难堪的，是走在通往真知的半道儿，远到足够知道自己的无知。这叫人难堪，叫人丧气，它是我们今天的麻烦之一。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新体验。仅在两个世纪前，我们还能够解释一切的一切，纯粹出于推理，而今，大多数费心结撰的和谐结构都在我们眼前散了架。我们哑口无言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毕竟还是个健康问题。因为，只要我们还被自身的神秘所困扰，由于自己跟生命其他部分的联系而不安，而奇怪，而困惑，并且由于自己头脑的莫测高深而哑口无言，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能被称为健康的动物。我们需要知道更多。意识到这一点，似乎是这个看上去毫无结论的世纪的唯一意义。我们已经发现如何提出重要的问题。为了我们文明的缘故，现在真正急需的，是获取某些答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再不能靠搜寻大脑而致知了。因为那里没有多少好搜寻的。我们不能靠猜测而致知，或自己编造关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不能呆在原地，胶固于今天水平的了解，也不能开倒车。我看不出这上头我们有什么真正的选择，因为我只看到前头的路。我们需要科学，更多，更好的科学，不是为它的技术，不是为玩乐，甚至也不是为健康和长寿，而是为了有望获得智慧。我们这种文化必须靠获取智慧才能生存”[7]。
上述西方学者对西方科学的反思表明了西方科学的困境，“科学的终结”因此成为西方后现代之主义的主要思潮之一。应当认为，“科学的终结”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结果。
所以，在“科学的终结”的历史和逻辑理路中，我们有理由反思“非典”概念的科学性问题，除非我们不想真正的解决这一病灾。“永无休止地，着了魔地执着于部分，从而把全体永久地忽略了”，这是不能正确认识“非典”的病理病机因此难以治愈的原因。《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试行）》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定义为“传染性强的呼吸系统疾病”，以寻找和治疗病原体为目标，无视疾病的时空关系、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把“病原体”作为致病因子，忽视主体自身的致病因素；不注重自然界诸要件带来的影响，必然产生病原体不清楚、没有有效的抗生素治疗等问题。这些是“非典”概念的主要问题。
显然，“非典型性肺炎”的概念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物。“非典”的概念将误导辨证施治，丧失最佳的治疗时机，难以药救。因此，“非典”是个错误的概念，其不但不利于对疾病的正确认识，而且事实表明，中华民族正在以生命为代价“抗击非典”。应当指出，中华民族处于目前的这场劫难中，实为全面反思自身、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时刻，并且刻不容缓。余以为，以中国哲学为本体，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以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战胜这场病灾，才是唯一正确的抉择。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