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医学与温病论治 二、中国哲学、中医学与终极关怀
sheng 于 2005-1-4 16:30:04 发表在：求医问药
二、中国哲学、中医学与终极关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悠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创立的文化类型，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世界其它类型的文化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反思表明，中国哲学和科学，形成了“形上性”的思想体系，其与西方科学的“形下性”原理具有本体论的重大区别，其把解决的主要问题直指人的终极关怀，以对主体生命的自为把握，作为学术的最高价值，“穷理尽性，以至于命”[8]， 从而形成了“形上性”的科学体系。关于中国科学的“形上性”，余在拙著《中国之科学精神》中进行了论证[9]，在此不赘。
中国哲学表明，人的主体性是形而中[10]。《系辞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人以形而中的主体性，能够上可为以形上之道，下可为以形下之器。可见，西方科学在形而下的方向上发展，有其自在的必然性。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11]，故“君子不器”[12]，这使中国文化据斥形下性的思想理路，在形上性的思想进路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体系，其代表作品即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13]。“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14]。《周易》推定的性命之理，是以“损益之道”为理论形式进行的推定， “人之道曰仁与义”，人道之益由《咸》而《益》[15]。关于主体的终极关怀和生命机理，由《咸》卦进行了推定。《咸·彖》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那么，于天地所感，人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生命的机理是什么呢？“《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16]。
由《易》可知，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但因为不懂生命的机理而“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由此产生了“天下何思何虑”的问题形式。为寻求“天下何思何虑”的原因，孔子推定“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产生于主体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日月往来，寒暑成岁；尺蠖以屈求信，龙蛇存身于蛰。人的生命运动则是“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义”可以简释为“气”）。所以，以“精义”安身，是为崇德。利用“精义”安身，进而达到“穷神知化”者，是谓“德之盛也”。德者，得也。由此可见，自为把握自身的生命运动，是最高的道德。
由《周易》群经之首的地位所决定，在中国文化中，对主体生命机理的认识和把握，是以“精”、“气”、“神”为范畴进行的理论推定。因此，儒、道、医均以“精”、“气”、“神”推定主体的生命机理。中医学更是把“精”作为先天之本，从而把“精”赋予生命的本体论地位。“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下面的论证将使我们理解，冬不藏精，正是当前这场瘟疫的主体性原因之一。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道上，地道下、人道中，三才之道的人道，是《易》卦之中爻，由此推定了人道中行的自在而自为的主体性。所以，人只有在天地之道中把握中道，才能在“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的自在中，自为的达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和“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的目的。因此，人只有把握中道，才是正确的方法论。过犹不及，只能对主体的存在与生命运动带来危害。因此，余推定中国哲学的天人关系是“天人和中”[17]。
《周易》以三才之道推定了人的主体性，确立了人道中行的主体形式。《周易》因此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皇甫谧曰：“伏羲氏 首人身，生有圣德，其理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矣”[18]。孙一奎曰：“是故在造化，则有消息盈虚；在人身，则有虚实顺逆。有消息盈虚，则有范围之道；有虚实顺逆，则有调剂之宜，斯理也，难言也。包牺氏画之，文王篆之，姬公爻之，尼父赞而翼之，黄帝问而歧伯陈之，越人难而诂释之一也。但经于四圣则为 《易》，立论于歧黄则为《灵》、《素》， 辨难于越人则为《难经》，书有二，而理无二也。 知理无二，则之易以道阴阳， 而《素问》，而《灵枢》，而《难经》，皆非外阴阳而为教也。《易》理明, 则可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通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则可以节宣化机，拯理民物，调燮札瘥疵疠而登太和。故深于易者，必善于医。精于医者，必通于《易》。术业有专攻，而理无二致也。斯理也，难言也，非独秉之智不能悟，亦非独秉之智不能言也。如唐祖师孙思藐者，其洞彻理气合一之旨者欤！其深于《易》而精于医者欤！其具独秉之智者欤！故曰：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惟会理之精，故立论之确，即通之万世而无弊也”[19]。余推定的形而中论哲学表明，“形而中者之谓人”[10]。是故，天地和中而有天地之势；阴阳和中而生生不息；天人和中而有中行之道；人道中行是谓中正之化育。是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20]。天人和中者，是谓人道也，哲学之推定也。
中医学理论，可谓博大精深。“一阴一阳之谓道”[21]，“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22]、“法于阴阳，和于术数”[23]。《内经》是中医学的主要经典，其形成了成熟的生命科学思想体系。《内经》表明，其以阴阳会通、五行运化、经气运卫、理法方药等经典理论形式，所推定的天人关系和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是“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结果。“天者，阳之宗，地者，阴之属。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立于天地之间，而受阴阳之辅佐者人也。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阳中之阳为高真，阴中之阴为幽鬼。……阴阳相应，方乃和平。阴不足则济之以水母，阳不足则助之以火精，阴阳济等，各有攀陵，上通三寸，曰阳之神路，下通三寸，曰阴之鬼程。阴常宜损，阳常宜盈，居之中者，阴阳匀停。是以阳中之阳，天仙赐号；阴中之阴，下鬼持名；
顺阴者多消灭，顺阳者多长生，逢斯妙趣，无所不灵”[24]。 “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25]。余以为，阴阳和中之谓医。是故，阴阳和中之法，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26]。“培养在中”者，《易》之“黄中通理”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27]，人之生命，由此而生生不息也。
关于中医学者，孙思邈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28]。由此可见中医
的学术修养，西医难能望其顶背矣！
古代中国向有“儒必通医”之谓，科举考试曾把中医学作为科目之一。史载，曾有父母官精通医道，时疫流行而治下未死一人。“不为良相，要为名医”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悬壶济世”是高尚的人生路向。从学理言之，中医通于道，道必精于医。所以，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必须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否则，则无从理解医道和《易》道的相关性和思想逻辑。可见，中医哲学是现代哲学研究者的必修课之一。
然而，现代中国由于受西化的影响，中国哲学和中医学完全被拒斥于主流文化及学术研究之外：以胡适等人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国文化以“国故”封杀在故纸堆中，崇尚西洋的哲学和文化；国民党政府曾经有过取缔中医的举动；唯科学主义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统治中国；《周易》研究动厄被作为封建糟泊而予以封杀；中国的医学研究向西医倾斜，投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中医学的研究与发展则举步维艰，中医学者后继乏人；长期的结果，已导致人们相信西医而据斥中医；……。问题表明，历史已经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机遇，因为人类面临的问题已经迫使一流的思想家们力图从中国文化中找到出路。生逢历史机遇，作为中国的学者，应当有所作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养育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无愧于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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